坎坷中的经典,他爱听普通观众嘴里说的话

时间:2019-08-28 07:05来源:王牌棋牌官网网址戏剧
一百年前,一个婴儿诞生。一百年称得上漫长岁月,然而人们没有忘记他,一百年过后还在纪念他,这是为什么?他做了什么?回答很简单:他写了几部戏。正是他创作的这几部戏剧,使

一百年前,一个婴儿诞生。一百年称得上漫长岁月,然而人们没有忘记他,一百年过后还在纪念他,这是为什么?他做了什么?回答很简单:他写了几部戏。正是他创作的这几部戏剧,使他今天还和我们大家在一起,进行着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他给了戏生命,戏剧也给予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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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乌云密布的一个早晨,到天气变得阴沉、郁热、潮湿的午后;紧接着入夜,天色暗沉,风雷声大作;最后到深夜,雷声轰轰,伴随着一声又一声的霹雳,大雨滂沱,这一场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悲剧终于落下帷幕。

我父亲的一生都和戏剧紧紧连在一起。小时候他就是个小戏迷,才三岁,母亲、我的奶奶就带他到戏院看戏,小小年纪,就被舞台的奇妙所吸引。长大一些,他和小伙伴在自家的院子里演戏,可以算作他最初的戏剧实践。上了南开中学后,他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演戏、导戏,翻译西方戏剧,从那以后,戏剧就成了他一生的迷恋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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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虽短,意犹长。这部剧中缠绕着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交织着周鲁两家三十年的恩怨情仇。就像众多中国悲剧那样,一个风流的少爷看上了自家的女佣,这样的结合自古至今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倘若那个男的有情有义,大不了两人私奔,背离父母,远走高飞作对苦命鸳鸯,然而身在资本家庭的周朴园面对金钱的诱惑,面对家庭的压力,他毅然选择了抛弃,无论鲁侍萍对他悉心照顾,还是生儿育女,在利益面前,他还是舍弃了这份曾经海誓山盟的恋情,还是割舍了骨肉相连的情分。所以就在过年三十的晚上鲁侍萍生下第二个儿子的第三天,就迎接新人入府,不管旧人泪满裳,狠心地将鲁侍萍与小儿子扫地出门,甚至于走投无路被逼得投河自尽,周朴园这个风流少爷虽被她的青春美丽与温柔打动,但他那颗只懂爱自己的心又怎会与她厮守一生呢?或许是命大,侍萍和小儿子被人救了起来背井离乡的过着下层人的生活,原以为生活就这样了,谁知造化弄人,命运又将他们牵扯在一起。她现在的丈夫鲁贵就在周家干活,并把女儿四凤也带了进去,四凤现在又是成了周家少爷的女佣,悲剧重复上演,简直就是一团糟,不论周冲对四凤深切的爱意,周萍更是与四凤有了切肤的关系,可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啊!身为他们的母亲,侍萍只能接受命运的捉弄,也只能埋怨自己给孩子带来的命运,似乎一切该终结了,她选择了隐瞒。然而有这样一个疯狂的女人,她曾是饱读诗书的富家小姐,但在周家,她就成了一个长期饱受丈夫支配,感情空虚无着落的悲观女人,但在遇到年轻气盛且同样寂寞的周萍,他的体贴入微,彬彬有礼使她沉寂已久的心复活了,像飞蛾扑火,彻底沉沦,她是真的爱上了害怕也容不得背叛和再次的抛弃,她要将周萍和四凤拆散,她要周萍永远陪伴自己,她是可怜的,她自己在伤害爱人的时候也时刻折磨着自己,是爱之切恨之深,由受害者演变为害人者,她变成了一声霹雳,破开一层层的迷雾,将每个人都置于光亮之下,但始料未及的是当年的风流少年周朴园在误会下道出了三十年前的故事道出了鲁侍萍就是当年的梅家小姐而这些孩子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妹。这个事实的揭露使得这个家家破人亡,死的死,疯的疯……

《雷雨》是他最著名的剧作,上演至今已经70多年了。我记得他和我讲过,那时候他还在南开中学念书,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杨善全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讲了,头绪很多,讲得很乱,杨善全没听出所以然来,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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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采访我爸爸,我听他对采访的人说:“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我曾经陪我爸爸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指给我看他过去坐过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他还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许多书籍,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待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他说当时他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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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于是我从中感到了剧中的每个人情感的迫切的释放:周朴园在看见三十年来一直惦念的侍萍后破灭了美好的回忆变成了无爱的躯壳,并且只想补偿来使自己逃离罪恶的深渊却变得越发的罪恶;鲁侍萍深谙大户人家的阴暗残酷极力逃离却无力反抗堕入深渊的无奈绝望;周繁漪被囚禁恨而不能爱而不得的疯狂;周萍为年幼的错误无奈却极力挽回寻求解脱的悔恨;周冲是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下成长的新青年但对于顽固的封建制度的压迫却无力抵抗;四凤单纯天真憧憬爱情却被命运捉弄……他们的情感那么的压抑,却又那么的炙烈,于是越发的压抑便越发的炙烈,待到一瞬的情感破泄便觉得无比的畅快了。这便是作者所需要的情感的迫切的发泄吧。

他还给我讲过写《家》的剧本的时候,是在四川长江边的一条小火轮上,天热极了,他是个特别爱出汗的人,汗流不止,从早上到天黑,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写下去,笔追赶着他思路,江水拍打着船底怦怦响,就像人的心跳,没有电灯,夜晚就在油灯下写……

曹禺

      我是很深的被这篇作品打动了的,作者将每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有肉有血、栩栩如生,而且将这样一个大家庭几十年的恩怨情愁浓缩到一天来表现,浓缩到四幕,两个场景来表现。但集中的地点和时间所表现的东西却并不单薄,有畸形的爱,突破束缚的勇气,人情的淡漠,世事的坚信和宿命的痛苦。围绕着八个人物,把整个社会呈现在我们眼前,不得不令人佩服。他们虽然很快的结束了,但属于读者的想象还没有结束,一开始看序和尾我也没看懂,这似乎不但和剧情没有联系,还会觉得杂乱,但作者后记解释了这些是留给读者的,不需要他怎样去详写,只有每个人的关于他们之间的合理的编排想象才是最好的结局。

在我小的时候我也看到过那样的情景,那是在铁狮子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爸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我和同学经常在海棠树下跳皮筋,一扭头就能看见我爸爸趴在窗前的书桌上写作。炎热的夏天,我爸爸写作时就光着膀子,那时候从没听说过空调,也没有风扇,书桌上放着一个大脸盆,里面装着一大块冰。他汗流浃背,稿纸粘在胳膊上,字迹都被汗水弄得模糊了,毫不知觉。有时候他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经常剧烈地挠头,就像脑袋里憋着千头万绪,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挠头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经常,他反复琢磨,念念叨叨,一遍遍读出人物的台词。我听他朗诵过“胆剑篇”和“王昭君”。他的朗读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不同凡响,打动我,使我不忘,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声音的存在,他用感觉读,读得那么有味。

英文名:

      可能是好的作品总是倍受争议吧,《雷雨》的发表并不那么顺利。1933年8月,曹禺完成《雷雨》的初稿,将稿子交给靳以(靳以是曹禺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交换过兰谱的结拜兄弟)他深知曹禺的才华,见曹禺写出一部大型话剧,自然十分高兴,但他当时自己只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认为自己资历和能力尚感不足,便推荐给已有名气,很有经验的郑振铎,正巧郑振铎作为第一主编同他一起主编某本杂志,但郑振铎看了后“认为剧本写得太乱”随而搁置下来。后来,靳以并不甘心挚友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厚达数百页的剧本原稿没有人来理睬,因此,过了不久,他又将剧本交给李健吾看,李健吾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生,在戏剧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是当时誉满京都的话剧旦角。不料,这位戏剧名家看过《雷雨》原稿后,并不认可也“不肯推荐这个剧本予以发表”,这就让靳以十分尴尬,靳以只好把剧本暂放在抽屉里。靳以的第二次推荐又失败了。由于受到两人的推辞,靳以只好把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既不退还给作者曹禺,更不能擅自作主发表,他在等待时机。不久,机会终于来到了。巴金从上海到北平来看望沈从文,住的离靳以很近两人也会经常探讨文学。

再看《北京人》的剧本,有评论家说《北京人》是曹禺创作历程中的高峰,是他写得最好的戏。作为一个编剧,我感到惊异的是,要具有怎样的感悟力,体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厌恶,埋得极深的苦痛,才能写出老太爷曾浩那样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记得我曾经问过他写东西时的感受,他回答说:“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许多憧憬,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写的时候也不可能。”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

性别:

    一次,靳以和巴金谈起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巴金主张还是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的面要宽一些,不一定都是有金字招牌的名家或文坛上的名人,还要多多发表有才能的新人的作品。这一席话提醒了靳以,靳以随即告诉巴金:以前周末常到我们这儿坐坐的文学青年万家宝,他写了一个剧本,放在我这儿半年多了,家宝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巴金一听很感兴趣,靳以马上把《雷雨》的手稿交给了巴金。巴金当晚一口气读完了《雷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巴金曾在1940年《关于〈雷雨〉》一文中叙述的读后感:“……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第二天,巴金就将这个剧本推荐给郑振铎,并且作主将这个剧本在《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1日出版)上一次刊登完。靳以第三次推荐《雷雨》获得了成功,而且不仅仅是剧本的成功发表,还得到了巴金的高度评价。他说,“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没有一本戏会这样地把我感动过。”巴金一边看一边抹泪,深深地为剧中主人公的命运所打动。繁漪、侍萍、四凤这些活生生的被压迫、被凌辱的女性的遭遇,尤其激起了他阵阵感情波澜。他触摸到这部剧真正的艺术生命力,从而激起了他立即要帮助曹禺将这部作品迅速传播开来的强烈渴望。巴金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高度的艺术鉴赏力,立即发现了《雷雨》的价值。

“文革”时期,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有一段时间,被关在牛棚里白天扫大街,晚上不能回家。他曾回忆说:“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后来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吃大量的安眠药,完全像一个废人。

      当然 , 对一部优秀剧作,文化名人之间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这与他们长期各自文艺实践以及文艺修养而形成各自的欣赏习惯、欣赏视角有直接联系。另外,他们每个人对戏剧艺术借鉴与创造关系问题也都持着不同的看法。首先,在对《雷雨》的内容与形式的关注中,郑振铎、李健吾都注重审视《雷雨》的创作形式,所以,熟悉民族戏曲的郑振铎认为《雷雨》“写得太乱”,熟悉法国莫里哀、博马舍等人的古典主义戏剧的李健吾也不认可曹禺这种易卜生近代剧式的表现形式。这是种审美批评,因为注重对艺术文本的研究,关注艺术作品的情感表现、美学形式及审美价值而做出的判断。还有在胡适读过《雷雨》和《日出》后,在他的日记本里曾写道:“读曹禺的《雷雨》、《日出》。杨金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其事亦不是中国事。”那这就是伦理道德批评了,胡适在美留学,拜读了很多外国的小说和戏剧,认为曹禺是深受西方文化的侵害而做出的这种为道德所不允许的作品,当然在现实也是不存在的,所以给予了“食西不化”的批评。

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恢复了名誉,担任了很多职务,参加很多社会活动。但他最想做的是写出一个好剧本。在他的内心,他始终是一个剧作家,他的头脑就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一刻不停地转,我爸爸这一生从来感受不到“知足常乐”和“随遇而安”的心境。晚年的日子里,他一直为写不出东西而痛苦。这种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种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慰藉。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直到他生病住院,身体越来越衰弱,他才一点点放弃了他的痛苦,放弃了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写作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我当初应该当个老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他常检讨自己过去不用功,没有系统地看书。偶尔他会谈起他年轻时怎样写作,写得怎样酣畅,就像讲一个他做过的诱人的美梦。

民族:

      但是,再多的争议都是人们对这部经典作品的关注,是经典成为经典要走的路。剧情很坎坷,发表很坎坷,评判也有褒有贬,但它终于是成功了的。《雷雨》的问世,使中国有了足以同世界优秀剧作相媲美的话剧作品,它是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被称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

当年我爸爸写出《雷雨》之后,给了他的好朋友、中学同学章靳以。当时章靳以、郑振铎和巴金一起在办《文学季刊》。靳以叔叔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大约因为我爸爸和他的关系太近了,反而觉得不好讲话。我曾问过我爸爸:你为什么不问问呢?他说:“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一年后,巴金伯伯看到了《雷雨》,读过后立刻决定在《文学季刊》上发表。我爸爸年轻时是那么的自信,而晚年,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他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我劝他不要想了,我说这不是你的事。“怎么讲?”他问我。我说出看法,“你写了剧本,尽了你的力,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

汉族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他又问。

身高:

“你说呢?”我反问他。

生日:

他没有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是有答案的。

1910-09-24

他曾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为中学生们讲话,他又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体重:

写人,写出人的灵魂,对人永远满怀热忱和兴趣,我想这就是我爸爸写作生涯的写照。

生肖:

记得我爸爸84岁的时候,北京人艺又演出《雷雨》,他生病住在医院里,我去看了,再到医院去看他,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能看得下去,观众坐得住吗?他爱听普通观众嘴里说的话,比如:挺有意思,真来劲,听到这样的话他最高兴。那天我告诉他剧场里很安静,我能感到那是一种全身心被吸引的安静,他听了笑了。前些天我在首都剧场看“日出”,剧场里坐得满满的,我再一次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安静。我想象着我爸爸坐在观众席里,和大家一起看着台上演出的戏,随着演员的表演,心中掀起一阵阵无声的波澜。

演出结束了,演员们走出来谢幕,观众们纷纷站立起来,齐声鼓掌,他们的掌声和情绪让他知道,他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他们被他的戏打动,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对于我爸爸,一位剧作家,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

国籍:

中国(内地)

星座:

天秤座

出生地:

天津

血型:

职 业:

作家 其它

毕业院校:

南开大学,清华大学

所属公司:

代表作品:

《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曹禺(1910.9.24 - 1996.12.13),原名万家宝,字小石,汉族,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

主要成就

1、中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

星路历程

曹禺,卓越的中国现代戏剧家。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该剧反复写蝉鸣、蛙噪,写雷雨到来前后的闷热,其用意不仅是渲染苦夏的"郁热"氛围,而且还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

更值得称道的是剧作的语言:首先,《雷雨》是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从它的台词里,观众(读者)能听(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心理;其次,《雷雨》的语言带有浓烈的抒情味--它的语言发自人物的肺腑,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某些场合的台词(如第三幕周冲对四凤畅谈未来理想的台词)本身就是没有分行的抒情诗。《雷雨》以自己富有动感而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话剧这门“说话的艺术”的魅力。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这年10月12日一大早,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他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曹禺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

曹禺率清华大学抗日宣传队在保定育德中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了《月亮上升》等话剧。这部描写东北松花江群众掩护抗日武装队员过江的话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育德中学附近有个铁厂,曹禺与工厂的工人们座谈,工人们纯朴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曹禺在车上遇到的那位姓赵的工人融合成了《雷雨》中的鲁大海。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在清华园的小河边,曹禺为创作《雷雨》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6个月全神贯注地写作,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的最初创作。此剧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这时是1933年8月,曹禺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受聘赴保定育德中学任教。

在育德中学期间,他将此剧本进行了最后的完善。育德中学是同盟会员陈幼云1907年11月在原直隶讷公祠公立高等小学堂基础上创建的一所完全中学,1917年增设留法勤工俭学等工艺预备班,1931年又增设高级普通科,全校高初中合计有20个班左右,学生1000多人。学校要求理科教师要用英语授课,让学生毕业时达到大学预科程度,这样,英文课就颇为重要。曹禺被育德中学聘为英文教员,为学生讲授林语堂开明英语读本,英文经典,英文论说文范等课程。他在到育德中学任教之前,将《雷雨》的剧本送到了《文学季刊》。一部《雷雨》让他苦苦构思了近5年,苦心写作半年,五易其稿。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靳以。靳以与巴金共同负责《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文学季刊》的主编是郑振铎。靳以人很正直,他觉得曹禺是他的好朋友,就没好意思将《雷雨》剧本向主编推荐,稿子一直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这期间,曹禺一直在育德中学尽心教学,但他始终放不下心爱的戏剧创作,于是,半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深造。直到他离开育德中学,他的《雷雨》还是石沉大海。

1934年7月的一天,靳以与巴金一起谈论《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巴金说:我们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面要宽一些。靳以便将曹禺的《雷雨》交给巴金。巴金当晚就读完,被深深打动,把剧本推荐给主编郑振铎,在当年《文学季刊》的第三期发表。之后很快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日本东京上演,东京神田一桥教育馆发行了《雷雨》的日译本,成为畅销书。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正在东京的郭沫若观看了《雷雨》的演出后亲自为《雷雨》的日译本作序说,《雷雨》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曹禺作为文明戏观众的历史,是从母亲(继母)的怀抱里开始的。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元洪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家宝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曹禺的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

曹禺是爱美剧的业余演员,但他作为业余演员的历史,则早在"爱美剧"出现之前就开始了。1915年,5岁的曹禺由表兄刘其珂作家庭教师,读诗背经,并开始与小同学演戏编戏,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1920年结束私塾学习,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爱美剧”作为一个运动,出现在1921年以后。

1922年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与靳以(章方叙)同学,并成为终身好友。1923年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认,“《狂人日记》当时没读懂”,而《女神》却使他的血“沸腾”起来。1925年,15岁的曹禺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我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1926年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其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有着郭沫若《女神》的影响。1927年他还参加了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剧作的排演。

曹禺作为左翼戏剧运动影响下的作家,虽然是1934年以后的事,但在1928年,曹禺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同年夏天,曹禺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免试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不感兴趣,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9月,曹禺与八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课余还常常与巴金、靳以去看京剧。年底,与钱锺书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周刊》编辑。

1933年,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曹禺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被录取。毕业后去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1935年,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著名京派戏剧家兼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发表《〈雷雨〉》一文称: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4年9月,应邀去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励和催促下,开始创作《日出》,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写作,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1936年,在曹禺尚未写出第二部作品《日出》时,《雷雨》即作为《曹禺戏剧集》(第一种)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因此,《日出》不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杨刚、荒煤和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中国通"谢迪克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1936年8月,应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任教,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11月,在南京导演话剧《镀金》。1937年4月至8月,《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

1938年初,随剧校迁往重庆。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原剧为宋之的、陈荒煤、罗烽、舒群集体创作的《总动员》),当月公演,轰动重庆。1939年春,随校迁往江安。暑假期间,创作《蜕变》。夏末去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初冬率剧校师生赴重庆演出《蜕变》,蒋介石看后下令禁演。1940年秋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夏,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作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以此行的感想创作表现大后方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矛盾的《桥》。1946年,与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并两次会见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1947年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导演。1948年底,到香港。1949年初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经烟台到北平。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1年自编《曹禺选集》,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同年任《剧本》、《人民文学》编委。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成立,任院长。同年,为创作以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明朗的天》收集素材,1954年开始创作,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后改名为《胆剑篇》),并就剧中的若干史料问题请教沈从文,沈从文回长信详细叙说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后又对该提出修改意见。1962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王昭君》。文革期间曾先后被纠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1975年参加第四届人大。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任院长。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1996年12月13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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