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戏曲,耐得住寂寞能力到位优质

时间:2019-11-08 09:58来源:王牌棋牌官网网址戏剧
《樱桃园》 1904年1月17日,俄罗斯文学家契诃夫的戏剧《樱桃园》在莫斯科首次演出。19世纪后半叶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成就最高的。在北欧当数易卜生在东欧则推契诃夫,他最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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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园》 1904年1月17日,俄罗斯文学家契诃夫的戏剧《樱桃园》在莫斯科首次演出。19世纪后半叶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成就最高的。在北欧当数易卜生在东欧则推契诃夫,他最优秀的剧作是四幕话剧《樱桃园》。 契诃夫是与法国莫泊桑齐名的世界着名短篇小说家也是俄国最后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他创作的大型话剧有《伊万诺夫》《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 《樱桃园》是契诃夫晚年的一部力作。剧本《樱桃园》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百年来,《樱桃园》始终活跃在俄罗斯的话剧舞台上。在对这部奇特的四幕抒情喜剧的百年舞台阐释中,剧本的意义空间不断得到拓展,不同时代的导演从各自角度与契诃夫进行着精神上的对话,对作家设置的喜剧谜团进行了颇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使《樱桃园》在舞台上永恒地具有了当代意义。 2011年8月15日晚,莫斯科艺术剧院访华演出之首场演出,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举行,首场上演契诃夫名剧——《樱桃园》。舞台上真烟、真酒、真狗……令人身临其境。该剧表现大变革时代,除冷冰冰的经济利益外,“还有复杂的、多愁善感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该剧在国际共运高潮、社会主义大家庭时期,被誉为“19世纪后半叶批判现实主义戏剧最高成就。” 59年前,北京人艺初创时期,正是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建院“母本”,该剧院奉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风格”由此成为人艺话剧基调。 演出期间,《莫斯科艺术剧院回顾展》也在首都剧场展出,同时出售被中国演员奉为“红宝书”的斯坦尼着作多种。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海鸥标志”,重现京城,让怀旧人士重温旧梦。 但时至今日,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曾经独揽中国的苏俄文学雄风不再,昔日苏俄文化元素及缓慢叙事,让新一代年轻人接受困难。

内容提要:契诃夫是其剧作在当代舞台上被演出得最频繁的作家之一。20世纪60—70年代以留比莫夫、艾弗洛斯、叶甫列莫夫为代表的一批俄罗斯导演,继承和发展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心理现实主义戏剧的传统,他们排演的契诃夫戏剧抨击当时僵化、窒息的社会体制,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诉求。欧洲导演彼得·布鲁克、乔治·斯特莱尔、彼得·施泰因等人则更加关注契诃夫戏剧中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与批判。

《樱桃园》剧照

关 键 词:契诃夫/现代戏剧/知识分子

8月15日-21日,莫斯科艺术剧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观众们奉献了三台风格各异、艺术质量上乘的精彩演出。分别是契诃夫的《樱桃园》、布尔加科夫的《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和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作者简介:彭涛,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

一个剧院就是一个国家活的历史。《樱桃园》《图尔宾一家的日子》《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它们构成了一幅俄罗斯近代历史发展的生动画卷,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近代俄罗斯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以及身处这些巨大历史漩涡中的人们的境遇和选择。同时将这三部剧作放在一起看,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百多年来艺术观念的发展。

1898年12月17日,《海鸥》首次登上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舞台,由此开始,契诃夫的名字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契诃夫来到艺术剧院,标志着真正的俄罗斯文学又开始跟舞台艺术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对于作为剧作家的契诃夫来说,这个事件决定了他此后能在‘莫艺’①的直接影响下,写出后期几个剧本——《三姐妹》和《樱桃园》。反过来,契诃夫的革新精神,对于新型导演体系的产生,对于表演技巧新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舞台美术新原则的确立,一句话,对于戏剧艺术一切因素的革新,又起了促成的作用。”[1]

充满诗意的《樱桃园》

对于20世纪的世界戏剧来说,契诃夫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作家。他的剧作,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频频被搬上舞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度、不同艺术风格的众多剧院和导演都纷纷把目光投向契诃夫。这充分说明,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对于现代观众来说,契诃夫不仅是一个“经典作家”,而且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真正诞生是以演出契诃夫的剧作《海鸥》为标志。契诃夫的剧作塑造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灵魂。因此这次演出以契诃夫的剧目作为首演剧目。

一、俄罗斯60—80年代的契诃夫演剧

《樱桃园》看似平淡的情节发展,内中蕴含了丰富精妙的戏剧技巧。契诃夫以高超的戏剧技巧,创造出一种精致的复调式结构,使剧作呈现一种复杂而又富于整体感的面貌。这种复调式结构构建出两个平行层面的主题:一是揭示出平静日常生活里隐藏的痛苦,人们总是不满于庸碌的生活却又身处其间无法挣脱,这也是契诃夫剧作中反复回响的旋律。一是旧有的价值观和精神生活的衰落以及继之而起的新价值观和精神生活的到来。《樱桃园》诞生于俄国贵族阶层走向衰落的时期。契诃夫以描绘拉夫涅斯卡娅等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命运走向,完成了对时代更迭的思考和表态。因此,《樱桃园》具有契诃夫既往剧作没有的宏阔的历史景深。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对于“二战”后成长起来的那批卓有才华的俄罗斯导演来说,契诃夫的戏几乎成为了一个不敢触碰的领域。那似乎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专属领地。契诃夫剧作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对于这一代导演来说并不是遥远的传说,他们仍记得1940年自己作为观众时看过的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排演的《三姐妹》,这个戏曾深深打动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阿道夫夏皮罗导演选择以洗练、抽象的舞台意象呈现这一经典剧作。以舞台上的大幕作为演出的固定布景。大道具是各式各样的椅子。转台的使用保证了整台演出的流畅。演员的表演则充分展现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心理现实主义表演的功力,特别是利特维诺娃。她塑造的拉夫涅斯卡娅举止优雅、待人温和、说话总是柔声细语,很少情绪化的反应和表演,同时这种“不动声色”的表演给拉夫涅斯卡娅这个人物增加了几分含蓄的喜剧色彩。观众甚至都感觉不到她在“演”。其他各位演员也沿袭了这样的表演风格。包括“二十二个不幸”的叶彼霍多夫(乌格留莫夫饰演),一个本身有些闹剧色彩的人物,也处理得很“平淡”。整台演出像涓涓细流一样,慢慢渗入观众的内心,在一种平缓的生活流中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呈现在舞台上,最终强有力地唤起观众内心的波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契诃夫的戏剧已经成为“经典”,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已经是“过去时代的人物”,更何况在新的苏维埃体制下,人们的生活模式已经完全改变,纳博科夫甚至断言,在苏维埃时代,契诃夫笔下的那些知识分子,在俄罗斯本土是根本无法生存的,②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了。

遵从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图尔宾一家的日子》

20世纪60—80年代的这批俄罗斯导演,从艾弗洛斯到叶甫列莫夫几乎都是凭借排演当代剧作家的戏崭露头角的,塔甘卡剧院的留比莫夫则是以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一举成名。一句话,这批导演几乎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完全没有触碰过契诃夫的作品。

《图尔宾一家的日子》是俄国著名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根据他的小说《白卫军》改编。

对于契诃夫戏剧的再阐释、再解读首先是从戏剧评论家那里开始的。评论家首先打破了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单一角度对契诃夫的戏剧进行评价和阐释。(在50年代的苏联文化界,这种观念曾经统领了“契诃夫学”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叶尔米洛夫。)俄罗斯戏剧评论家斯米连斯基谈道:“问题涉及到一些极其严肃的主题。涉及到知识分子在这世界上的状况,涉及到对于现代人来说不可或缺的过去的一些精神价值观。”[2]

同《樱桃园》相似,《图尔宾一家的日子》的戏剧情境也处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断层处:1918年七月革命后。虽然外部情境非常尖锐,但布尔加科夫并没把精力过多地集中在情节的营造上,将之塑造为波澜壮阔的历史剧,他更愿意关注在无情的历史剧变中,人们的命运和他们对生活的选择。如描写阿列克谢之死,布尔加科夫并没有将之描绘为英雄式或具有催人泪下效果的死亡,而是生活中的一瞬间,一个突发事件。前一分钟,阿列克谢还在冲弟弟吆喝让他赶紧回家,后一分钟就被流弹击中死去,人物的命运在一瞬间被彻底颠覆。没有过度的渲染,客观、冷静的笔触反而凸显战争的冷酷。

1.安纳托利·艾弗洛斯排演的契诃夫剧作

《图尔宾一家的日子》的舞台布景具有更多现实主义元素。布景的视觉形象像一艘正在沉没的船,隐喻着图尔宾一家代表的乌克兰贵族即将覆灭的命运,也与人物台词中反复出现的“这是一艘破旧的船”相呼应。同布景的处理原则相似,导演在处理表演时也贯彻着现实主义原则,导演处理和演员表演高度融合,毫无斧凿之痕。比如第一幕是交代部分情节,推进速度不快,通过大量对话包括饭桌上的闲谈,交代规定情境、人物关系和历史背景。演员的表演十分生活,同时又不失人物性格的鲜明特点。叶莲娜的热情亲切、尼科尔卡的单纯风趣、阿列克谢的坚毅勇敢、舍尔文斯基的圆滑风趣、塔尔别里格的胆怯投机,各种不同的性格特质,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整台演出的表演生动自然,人物塑造得十分精准,演员的表演技艺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导演安纳托利·艾弗洛斯1966年首先在莫斯科列宁共青团剧院排演了契诃夫的《海鸥》。在这部戏中,艾弗洛斯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解读契诃夫的这部名著的。他采取了一种所谓“激烈的现实主义”的导演手段:也就是说,在心理现实主义戏剧的基础上,强化、激化戏剧矛盾,在“古典的”剧作中发掘其现代意义。艾弗洛斯谈道:

现代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海鸥》这个剧本到底讲的是什么呢?是极其剧烈的矛盾冲突!是固有的世界和穿着破西装的人之间的殊死斗争。《海鸥》,讲的是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是俄罗斯著名作家拉斯普京的代表作,荣获1977年苏联国家奖金。本剧以卫国战争为背景,讲述了逃兵安德烈(瓦列里)因思念妻子纳斯焦娜(达莉亚饰演)跑回家,纳斯焦娜为了制止邻居的猜疑,以自杀保护丈夫的故事,其视角已经由贵族阶层的崩溃转向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从侧面也折射出社会的发展。

《海鸥》的含义在于这些不同的世界,这些不同的对生活的看法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特烈普列夫和尼娜,特烈普列夫和阿尔卡津娜,阿尔卡津娜和特利果陵,尼娜和特利果陵。所有这些人好像都特别地彼此相互需要,彼此离不开对方,彼此“招惹着”对方,但在这种接近中埋藏着炸药,因为所有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愿望。[3]

弗拉基米尔导演对《活下去,并且要记住》的舞台处理,较之前两部戏剧,在审美原则上有了更大的跨越。在导演处理上,掌控得更为写意,导演手法更多样化而不是单纯地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叶莲娜在台上走一圈来到玻璃房,相当于跋涉了几十里山路来到安德烈藏身的小茅屋。最后,叶莲娜自杀时,台板在液压机的推举下慢慢上升来到空中表演区下面,叶莲娜将一块木板搭在空中表演区和台板之间,走入舞台后墙的表演区,随即,舞台后墙升起黑色的盖板,象征着叶莲娜投水自杀。演员在心理现实主义表演的基础上,融汇了很多现代元素,如以舞蹈语汇表现人物内心的情感冲突。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在表演理念上的不断发展创新。

沿着这种“激烈的现实主义”的方向,艾弗洛斯1967年又在莫斯科小布朗纳雅剧院排演了契诃夫的《三姐妹》,这一次他大获成功。莫斯科卢那察尔斯基戏剧学院的教授们在课堂上曾经对我们讲道:艾弗洛斯的《三姐妹》几乎可以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1940年的演出相媲美,它们是俄罗斯戏剧史上最好的两出《三姐妹》。戏剧评论家加耶夫斯基在评论文章《舞蹈邀请》中,为我们详尽地分析了艾弗洛斯的这出戏。在这出戏中,整体色调是绿色的,三姐妹穿着绿色的裙子,军官们穿着绿色的军服;这些色调似乎在呼应着玛莎不断重复着的那句普希金的诗——“海湾那边有一棵绿橡树,这橡树上挂着一条金锁链……”鲜明的色彩为契诃夫的剧作涂抹上一层“印象主义”的风格。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三台演出。从含蓄内敛的《樱桃园》到宏阔伤感的《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及至具有尖锐反思意识《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新,更带来了艺术观念的深层触动。三位剧作家在创作时都将人的命运与宏阔的时代背景相勾连,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思考人存在的价值、生活的意义。在演出呈现上,莫斯科艺术剧院发展了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来创立的心理现实主义的表演体系。表演风格朴实无华、含蓄内敛,没有任何讨好观众、煽情、索要廉价戏剧效果的瞬间,很多时候观众甚至感受不到演员在“演”,他们只是在舞台上生活。在导演手法上不拘一格,既注重原则的统一,更注意保持演出内在气韵的流畅贯通。舞台演出的各个环节在导演的调配下与演员表演和谐微妙地融合在一起。

不仅仅色彩对于观众来说是新鲜的,艾弗洛斯在这出戏里设计的舞蹈也成为演出的一个鲜明特色。“舞蹈元素就像是春天一样进入了普罗左罗夫家的房子,土旬巴赫成为了春天的使者,他邀请大家跳华尔兹舞的手势是这出戏真正的开始。”[4]这段华尔兹舞在戏中是那么富于戏剧性,是那么美好,是那么动人,所有的人似乎都感觉到在舞蹈中变得年轻起来。

看完演出不禁慨叹,的确是一流的艺术品。但我们的“土壤”能孕育出具有这种品相的艺术作品吗?我们的市场有等待这样的艺术品成长的耐心吗?艺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文火慢焙,要耐得住寂寞。技术不难学,难学的是俄国艺术家对艺术的品味、对艺术创作精益求精不急不躁的态度。“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从事艺术创作,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态度和准备。

戏中的那些道具:在台前放置的长沙发、古旧的家具、古旧的水晶吊灯,留声机等等。这一切既富于“印象主义”的色彩,又不失写实主义戏剧的风格。

艾弗洛斯的《三姐妹》是一出富于内在诗意的演出,但演员的表演又有着某种怪诞的风格,似乎预示着契诃夫在《樱桃园》中所确立的美学原则。

评论家瓦·加耶夫斯基在谈到艾弗洛斯排演的《三姐妹》时指出,在艾弗洛斯的戏中,揭示出了剧本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这个主题是文化和伪文化,这是剧本中一个最本质的主题……进行的不是为了个性、不是为了房子的斗争(如叶尔米洛夫所想、所写的那样),进行的是文化主权的斗争。剧本的戏剧性在于,甚至没有发生真实的斗争。有教养的伊莉娜去了邮局,而优雅的土旬巴赫到砖瓦厂去了,知识分子就被排挤出了文化圈。[4]艾弗洛斯的《三姐妹》的确极具“当代性”,这出戏道出了当时在苏联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真正的有文化的人被排挤出了苏联文化界,而一些名利之徒却占据了文化领域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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